MAC和LDAC联合发布报告，敦促欧盟加强全球鱿鱼渔业进口管制与透明度建设。
背景是公海鱿鱼捕捞量激增但治理碎片化——秘鲁2025年产量暴增至近60万吨（2024年仅18万吨），2026年配额539,230吨已累计完成86.6%，价格跌至运营成本线（500-1000g约14,000元/吨）；阿根廷滑柔鱼EEZ季结束后大规格供应收紧，300-400g价格攀升至40,500-41,500元/吨。
报告呼吁强化公海监管、建立西南大西洋RFMO、加强IUU及劳工权益风险审查。
中国自2020年起已实施公海鱿鱼自主休渔。
欧盟CATCH系统1月10日全面上线，合规门槛系统性升级。
2026年7月，市场咨询委员会（MAC）和远洋咨询委员会（LDAC）联合发布了一份聚焦全球鱿鱼渔业治理的报告。
在秘鲁鱿鱼产量创下历史新高而价格跌至运营成本线、阿根廷鱿鱼捕捞季提前结束而大规格价格持续飙升的“极端市场分化”背景下，这份报告将矛头对准了公海鱿鱼捕捞中长期的监管真空——碎片化的治理架构，使非法捕捞和劳工虐待的风险在高捕捞强度海域持续累积。
报告敦促欧盟升级进口管制，推动在西南大西洋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并以CATCH数字追溯系统为工具强化全链条可追溯性。
本文将从资源与治理的双重视角，剖析全球鱿鱼产业面临的深层挑战与转型方向。
全球鱿鱼供应“极端分化”——秘鲁产量井喷与阿根廷收紧的两极叙事当前全球鱿鱼市场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两大主要产区之间的“极端市场分化”。
在东南太平洋，秘鲁巨型鱿鱼（Dosidicus gigas）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2025年捕捞量从2024年18万吨的历史低点暴增至近60万吨，2026年生产部设定的总允许捕捞量进一步达到539,230吨，其中上半年配额为305,417吨。
截至6月中旬，秘鲁已累计捕捞约46.7万吨，完成全年配额的86.6%。
这一史无前例的供应放量直接压低了市场价格——500-1000g规格整条鱿鱼价格已降至约14,000元/吨，较2025年初的约20,000元/吨下跌约30%。
在秘鲁派塔港，部分鱿鱼收购价跌至0.80新索尔/千克，已低于渔船的运营成本线。
而在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Illex argentinus）市场走出了完全相反的行情。
2026年捕捞季开局良好——74艘鱿钓船作业，单船日均捕捞量一度达到38吨，累计卸货量截至1月下旬约2.5万吨。
然而，EEZ捕捞季此后结束，新供应流入暂停，大规格库存持续消化。
截至6月中旬，300-400g规格阿根廷鱿鱼交易价格已攀升至40,500-41,500元/吨，与秘鲁鱿鱼的价格差距扩大至近三倍。
两个产区的走势背离，正在重塑全球鱿鱼贸易的流向和价值分配。
治理碎片化与公海监管真空——非法捕捞与劳工权益的双重风险MAC和LDAC报告的核心关切在于：公海鱿鱼渔业的治理架构存在系统性缺陷。
与金枪鱼、底层鱼等拥有成熟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渔业不同，全球公海鱿鱼捕捞长期处于相对分散的监管状态。
西南大西洋至今没有专门的RFMO负责该区域的鱿鱼资源管理，南太平洋虽有SPRFMO，但其对鱿鱼捕捞的具体约束力仍然有限。
这种治理真空直接导致了多重风险。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在部分海域较为普遍——南太平洋秘鲁鱿鱼可持续管理委员会Calama sur的主席曾在海产品展会上公开呼吁欧盟对公海大型鱿钓船队的IUU活动采取更强力措施。
报告还特别指出，在监管薄弱海域作业的船队中，强迫劳动和不安全工作条件的风险较高，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此外，全球鱿鱼市场的高透明度也对可持续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欧盟作为鱿鱼和墨鱼的主要进口市场，其CATCH数字追溯系统已于2026年1月10日强制实施——所有进口野生捕捞水产品均需在TRACES系统中完成电子捕捞证书申报。
理论上，这一系统应能有效阻断非法捕捞产品的市场入口。
中国的公海鱿鱼治理实践与欧盟进口管制升级的协同空间报告提到中国船队在全球公海鱿鱼捕捞中占据重要地位。
事实上，中国自2020年起已在全球率先实施了公海鱿鱼自主休渔制度——每年7月至9月在西南大西洋公海海域（32°S-44°S、48°W-60°W）、9月至11月在东南太平洋公海海域（5°N-5°S、110°W-95°W）实施休渔。
这一制度由农业农村部2020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养护促进我国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通知》确立。
此外，中国还开发了“中国远洋鱿鱼指数”以科学预测各洋区鱿鱼资源补充量和产量，并正在开展捕捞限额制度的可行性研究。
在环境友好性方面，中国鱿鱼钓船使用的钩具专门设计用于捕鱿，兼捕率低，不会对海鸟等受保护物种造成威胁；作业区域也远离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域，距离均在150海里以上。
对于欧盟而言，如何确保从中国等主要供应国进口的鱿鱼产品符合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标准——同时避免对合规船队造成不必要的贸易壁垒，是CATCH系统全面运行后的重要课题。
两国在打击IUU捕捞、推动公海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合作空间正在扩大。
MAC和LDAC联合发布的这份报告，本质上是对全球鱿鱼产业“资源繁荣”表象下的“治理赤字”的一次系统性警示。
其因果链的核心在于：全球公海鱿鱼捕捞量在过去五年实现了高速增长——秘鲁巨型鱿鱼（Dosidicus gigas）产量从2024年历史低点的18万吨暴增至2025年的近60万吨（同比增长189%），2026年秘鲁官方配额进一步上调至539,230吨，截至6月中旬已累计完成近46.7万吨（86.6%）；与此同时，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Illex argentinus）2026年EEZ捕捞季开局顺利（74艘船作业、单船日均38吨），但季末大规格供应收紧导致价格持续攀升。
这种“秘鲁量大价跌vs阿根廷量紧价升”的极端市场分化，使全球鱿鱼贸易的流向——尤其是来自监管最薄弱的公海区域的廉价产品——引发了欧盟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报告的核心关切有三层逻辑：第一层是资源可持续性——公海鱿鱼捕捞缺乏类似金枪鱼RFMO的成熟治理架构，西南大西洋至今没有专门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南太平洋SPRFMO对鱿鱼捕捞的具体约束力仍然有限，这种碎片化格局使得资源状态长期缺乏科学评估和联合管理；第二层是贸易合规性——欧盟CATCH数字追溯系统已于2026年1月10日强制实施，理论上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野生捕捞水产品均需完成TRACES系统申报和捕捞证书电子验证，但实践中仍然面临第三国系统对接不畅、数据字段不匹配等执行难题；第三层是社会责任——报告特别指出在监管薄弱海域作业的船队中强迫劳动和不安全工作条件的风险较高，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
趋势上看，这份报告的发布将产生至少三个层面的深远影响：一是欧盟可能在未来12-18个月内进一步收紧对高风险来源鱿鱼产品的进口检查频率和审查范围，增加针对特定船队和港口的审计力度；二是推动西南大西洋RFMO建立的进程将加速——考虑到当前该区域是全球鱿鱼主要捕捞区中唯一缺乏专门RFMO管理的海域，一旦建立将对公海鱿鱼捕捞实施更严格的配额、渔具和报告要求；三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公海鱿鱼捕捞国和欧盟的重要供应方，其在2020年已率先实施的公海鱿鱼自主休渔制度将作为“先行实践”在国际谈判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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