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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国 | 非洲资源不匮乏,为何农业“不发达”?能从中国学些啥?

2022/01/06 来源:中国日报网

作者:徐进 李小云

导读:非洲农业曾取得过不少成就,21世纪以来,非洲各国农业发展自主性也有了根本性改善,但非洲农业发展与转型仍面临诸多障碍。殖民、西方援助所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后现代发展问题交织,也使非洲农业发展的挑战更加复杂。中国与非洲的发展背景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农业发展及转型经验可为非洲提供重要借鉴,“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则可为中非农业合作提供新空间。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欧盟联合发布的《2022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21年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93亿人经历了粮食危机,或粮食不安全程度进一步恶化。2022年3月以来,俄乌冲突成为叠加在新冠疫情、经济衰退、极端天气之上的又一个导致粮食不安全的新变量。这些危机往往给非洲的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冲击。

非洲自然资源并不匮乏,但在面临危机时总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其农业的转型为何至今仍然举步维艰?

自去殖民化以来,非洲农业曾经也取得过不少成就,进入21世纪以后,非洲各国农业发展的自主性也有了根本性改善,但是非洲农业发展与转型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非洲依然是饥饿、营养不良和食物短缺的贫困大陆。

从历史角度讲,非洲农业在全球化的长期进程中不断受到各种干扰,造成了非洲当代农业发展与其传统农业和食物营养结构的脱节。农业资本主义将非洲纳入全球化的体系中,非洲的农业成了依附于体系“中心”国家而存在、为其发展提供支持的边缘产业。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非洲农业的发展。

非洲农业发展是外来农事系统不断“植入”和替代的过程。这导致了非洲传统农业的农事系统与其现代农业结构的某种断层。

15至16世纪,东非地区沿海商业城镇的兴起和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影响了非洲食物和农业结构的转变,以粟类和高粱为主的粮食生产逐渐被玉米、水稻、红薯等外来作物所取代。非洲经济作物种植体系的建立是殖民主义的重要遗产,其核心是在非洲推行单一栽培植物,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代替传统农业作物的机制。

殖民地经济作物的扩张,一方面将非洲小农与欧洲、北美主导的全球市场相联系,将非洲小农纳入全球农业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殖民者不断鼓励非洲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来换取现金收入,在非洲开拓了大量移民主导的大型商业化农场。在殖民经济体系中,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然后以现金收入购买粮食作物,这种做法扭曲了非洲小农的生产结构和生计系统。

上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进入独立发展时代。非洲本土精英迫切希望推动独立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非洲农业也进入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发展语境。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影响从过去的直接殖民,转向了利用援助推动其原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在援助的影响下,非洲农业反复进行改革调整,却屡屡遭遇危机。

在国家干预、国家发展计划等西方主导的发展框架下,非洲统治者纷纷将工业化作为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也同时实施了大量的农业国有化政策。这一时期,非洲国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农业市场委员会,针对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向农民征税,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他们将殖民者建立的区域性商品农业研究机构转变为国有农业研究机构,削弱了原本基于非洲生态区域划分所形成的农业研究和技术服务格局;与此同时,还将大量的私人种植园转变为国营农场。

然而,在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指导下,非洲并没有步入工业化轨道或实现高速增长,反而陷入了一系列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结构调整计划推动下,西方援助者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作为进一步提供援助的条件,这极大地冲击了非洲国家已有的国有农业研究机构和推广体系。最终,改革并未提高农业服务的效率,反而使得农业服务更加碎片化和低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的全球发展议程下,非洲农业的发展虽然超越了传统发展逻辑下被动提供原材料的边缘地位,却与后现代的发展议题相交织,构成了更为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非洲农业发展问题。进入21世纪,非洲的农业被赋予了解决粮食安全、缓解气候变化、增加就业的责任,农业发展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非洲虽然长期以来农业也在不停增长,但人口增长迅速,这意味着非洲农业增长的净剩余非常有限,农业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另一方面,非洲的粗放农业依靠种植面积扩大来提高作物产量,但无法对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此外,非洲农业发展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是气候变化。过去20年来,非洲极端天气增加,雨养农业区降雨模式越来越不稳定。与此同时,非洲支持农业的制度性资源也非常稀缺,非洲小农无法获得强大的外部支持来适应气候变化。

非洲的农业在几百年的发展演化中不断遭遇外来的人为干扰,一直未能建立以现代技术要素为支撑的农业发展的条件。新世纪以来,非洲联盟和非洲各国为推动农业发展制定了各种类型的战略和政策,为非洲农业在新阶段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但是,非洲的农业发展依然受到外部各种思潮和影响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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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猪肉和牛肉出口因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大幅下滑

当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僵局正在损害美国肉类出口。根据美国农业部 (USDA) 发布并由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 (USMEF) 汇编的数据,由于对华装运量大幅下降, 5 月份美国猪肉和牛肉出口呈下降趋势。

“中国的情况显然对 5 月份的出口产生了严重影响,突显了市场多元化及进一步发展替代市场的必要性,”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丹·哈尔斯特罗姆 (Dan Halstrom) 表示。“对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需求极其紧迫,因为关税可能在 8 月 12 日再次飙升。这一最后期限已经在影响出口商关于是否继续为中国市场生产的决策。” 在 4 月和 5 月上半月,中国对美国猪肉的总关税税率一度高达 172%,而美国牛肉的税率则达到 147%。

5 月期间,两国同意临时性降低关税 90 天,但中国对自美国进口猪肉的税率仍为 57%,牛肉为 32%。

难以进入中国市场的另一个因素是,有数百家牛肉加工厂不具备对华出口资格,正在等待注册有效期到期后的展期以进入市场。这些工厂的注册早在 2 月份就已到期。

“牛肉方面的真正问题在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加工厂在注册系统中状态为‘超期’,因此关税高低实际上并不重要,”哈尔斯特罗姆解释道。

5 月份美国牛肉出口总量为 97,266 吨——为近五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比下降 12%。牛肉出口额为 7.987 亿美元,为 18 个月以来的最低值,同比下降 11.5%。

对华发货量同比暴跌 91%,仅略高于 1,400 吨,而出口额下降 90%,不足 1,500 万美元。

与此同时, 5 月份猪肉出口总量为 224,162 吨,较 2024 年下降 11%,创下自 2023 年 9 月以来的月度最低总量;出口额下降 10% 至 6.465 亿美元。

对中国的猪肉出口(主要是内脏)同比下降 82%,至 6,720 吨,出口额下降 77% 至 2,070 万美元。

“在猪肉方面,虽然好消息是大部分加工厂都在(注册)名单上,但我们仍在与这些关税波动作斗争——高达 172% ——然后在 5 月中旬我们看到猪肉关税降至 57%,”哈尔斯特罗姆说。“所以归根结底,这只会强化我们的整体战略,即市场多元化和拓展新市场。”

日本赤鱿捕捞量预计突破4000吨创五年新高 市场均价同比下降26.7%

近期,日本中型鱿钓船队在北太平洋公海海域的赤鱿捕捞作业取得良好开局,预计今夏总捕获量将突破4000吨,创下自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在市场供应量大幅回升的同时,价格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捕捞作业数据显示,今年共有26艘中型钓鱿船参与作业,较去年增加2艘。目前,部分船只已完成冷冻舱满载,预计7月初陆续返港卸货。市场分析人士预测,首轮作业将于7月中旬完成,若所有船只满载而归,首轮产量有望超过2500吨。考虑到延迟返港船只及大型船舶的额外渔获,今年夏季总产量很可能自2020年以来首次突破4000吨大关。

然而,与喜人的捕捞形势形成对比的是市场的谨慎情绪。业内人士回忆,2022年加工鱿鱼耳(胴体)拍卖价曾因需求旺盛突破1.3万日元/10公斤(约合90.39美元),但高价导致销售滞缓、库存积压。日本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的最近更新数据显示,冷冻赤鱿均价已从2022年的9560日元/10公斤降至2023年的7010日元。

市场观察人士指出,当前市场呈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渔获以中规格为主,每10.5公斤箱装21-25条的产品占比较大,而适宜制作刺身的大规格(11-15条)产品相对较少;二是采购商普遍持观望态度。6月28日八户鱼市举行的首场拍卖会就因船主底价未达而流拍,这一罕见情况反映出市场的谨慎心理。

"考虑到后续到港量,多数采购商都倾向于暂缓出手,"一位加工企业负责人表示。行业专家认为,第二轮作业结束后的整体供应规模将成为影响最终定价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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